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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鋼琴家莉莉安．卡立爾突然無法看譜，她的音樂人生就此戛然而止了嗎？

神經生物學家蘇看東西向來是平面的，年過半百，才看到讓她驚歎不已的「立體世界」。

藝術經紀人派翠西亞因腦部大出血而得了失語症，她如何與人溝通、活得多彩多姿？

產量豐富的名小說家安格中風後，一個字都看不懂，還是延續寫作生涯，並出版回憶錄。

薩克斯醫師也現身說法，細述罹患眼癌的心路歷程，以及右眼近乎失明帶給他的恐慌。

薩克斯醫師在這本新書講述好幾個動人的故事。故事中的人物，有的得了失語症無法言語，有的無法辨識臉孔，有的喪失三度空間感，有的失去正常視覺……儘管他們的知覺和生活能力出現嚴重缺損，依然努力調適，想辦法與人溝通，用一種新的方式生存下去。

薩克斯探討一些非常弔詭的現象，例如有一些人視力沒問題，什麼東西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卻無法辨識自己孩子的臉孔。此外包括擁有「超視覺」的盲人和有「舌頭視覺」的人。薩克斯也觸及一些比較基本的問題：如視覺是如何形成的？我們是如何思考的？內在意象有什麼樣的重要性？為什麼人類與生俱來就有閱讀的潛力？

薩克斯透過這些故事，證明視覺、腦部、創造力和適應的複雜，但也展現了一個全新的視角，讓我們用別人的眼睛或心靈去努力想像，進而洞悉語言與溝通的本質。

作者簡介

奧立佛．薩克斯 Oliver Sacks

生於英國倫敦，一九八○年到美國，在紐約行醫，專長為神經醫學，目前為哥倫比亞大學臨床神經科教授，也是哥大第一位駐校藝術家。

一九七四年出版《睡人》一書，廣受大眾矚目，之後該書也拍成風靡全球的同名電影；其後薩克斯陸續出版了《單腳站立》、《看見聲音》，以及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、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、《腦袋裡裝了2000齣歌劇的人》（以上為天下文化出版）等書，均備受好評。最新著作《看得見的盲人》是他的第十本書。

薩克斯為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上的常勝作家，擅長以紀實文學的形式，以及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，將腦神經病人的臨床案例，寫成一個個深刻感人的故事，因而被書評家譽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「神經文學家」。

個人網站：www.oliversacks.com

譯者簡介

廖月娟

一九六六年生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。譯作多次榮獲開卷十大好書獎，曾獲誠品好讀報告二○○六年度最佳翻譯人、二○○七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、二○○八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，主要翻譯領域為醫學人文、文學與歷史。

第四章

臉盲

即使我和一個人五分鐘前才見過面，
只要換了一個地方，又不認得人家了。
例如有一個早上，我才跟我的精神科醫師會談過。
我離開診間，幾分鐘後，
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先生，在醫院大廳跟我打招呼。
我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誰，後來，警衛跟他打招呼，
我才恍然大悟：他就是我的精神科醫師。

打從出生那一刻，到死亡為止，我們都以自己的臉孔面對這個世界。我們的年紀和性別都顯現在臉上。我們的情感，不管是達爾文曾探討的公開、本能的情感或是佛洛依德研究的潛藏或壓抑的情感，還有我們的思想和意圖，都會顯現在臉上。

雖然，我們會欣賞美麗的手臂、腿、乳房和臀部，但從審美的觀點來看，我們判別美醜總是看臉；評斷一個人是否善良、聰不聰明，也都是看那人的臉。更重要的是，正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張不同的臉，才能區隔出獨立的個體。我們的臉上有經驗和性格的印記。有人說，年過四十，就必須為自己的容貌負責。

嬰兒在二個半月大的時候，看到笑臉也會跟著微笑。艾林伍德（Everett
Ellinwood）論道：「嬰兒的微笑會使大人想跟他互動——對著他笑、跟他說話、抱抱他——換言之，亦即嬰兒社會化的歷程就此展開……只有在母嬰雙方繼續不斷以臉對話的情形下，兩者才能互相了解。」心理分析師認為，臉是第一個具有重要視覺意義之物。但就神經系統的角度來看，臉是否在一種特殊的分類當中？

自我有記憶開始，我就發覺自己常常無法辨識臉孔。我小時候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中，但是在我長成青少年、進入新學校就讀的時候，這個缺陷就常讓我感到困窘。我即使看到老師，也無法分辨他們誰是誰，老師不僅覺得奇怪，有時甚至為此惱怒。他們完全沒想到我有知覺障礙（話說回來，他們怎麼會曉得？）。我倒是能認得來往密切的朋友，特別是最要好的兩個：艾瑞克和強納森。但這是由於他們有明顯的特徵，讓我容易辨認：艾瑞克有著一雙濃眉，戴著鏡片厚厚的眼鏡，而強納森高高瘦瘦，有一頭亂得像拖把的紅髮。強納森善於觀察別人的姿態、手勢和臉部表情，不管看到任何人的臉龐，似乎都過目不忘。十年後，我們一起看老同學的照片，他還能認出幾百個同學，我則連一個都認不出來。

我不只拙於認人。我去散步或騎腳踏車總是走同一條路。因為我只要稍稍偏離原來那條路，絕對馬上迷失方向。如果我想去騎車探險或是去沒去過的地方，那就非找個伴不可。

我今年已七十六歲，儘管這輩子都在努力補償無法辨識臉孔和地方的缺陷，但似乎一直沒什麼改善。即使我和一個人五分鐘前才見過面，只要換了一個地方，又不認得人家了。例如有一個早上，我才跟我的精神科醫師會談過（過去幾年，每週兩次，我都準時到這個醫師的門診報到）。我離開診間，幾分鐘後，我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先生，在醫院大廳跟我打招呼。我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誰，但他似乎認得我。後來，警衛跟他打招呼，我才恍然大悟：他就是我的精神科醫師。（在下一次門診會談的時候，我提起這件事。我認為這是神經方面的問題，而非精神障礙，但他似乎不完全相信我說的。）

幾個月後，我姪子喬納生來看我。那時我住在紐約的弗農山。我們一起去外面散步，走到一半，下雨了。喬納生說：「我們還是回頭吧。」可是，我怎麼樣都找不到我住的房子。我們在雨中走了兩個小時，淋成落湯雞，後來我聽到有人在叫我，原來是我的房東。他說，他看到我走過住處三、四次了，每次都過門而不入，顯然我沒認出那是我住的地方。

那幾年，我都從弗農山走波士頓郵政路到位於布朗克斯亞樂頓路的醫院上班。儘管同一條路我已走了八年，每天來回兩趟，對我而言，那條路還是一樣陌生。我認不得兩側的建築物，還會常常走錯路。我只有看到兩個絕不會認錯的路標，才知道走到哪裡了：一端是亞樂頓路，因為那裡有個巨大的招牌，另一端則是波士頓郵政路上方的布朗克斯河公園大道。

我的助理凱特為我工作差不多六年了。有一天，我們相約在中城和我的出版商見面。我到了出版公司，在辦公室入口向接待員表明身分和來意，卻沒注意到凱特就坐在一旁等候。我只看到一個年輕小姐，但沒認出是她。五分鐘後，她才笑著跟我打招呼：「哈囉，奧立佛，我剛剛在想，你要多久才能認出我來。」